除夕的前一天，裹挟着春运的拥挤人潮，回家。年初三，起早开年，背起鼓鼓的行囊，离家。行囊里有父母硬塞进的年货和叮咛，以及自己在外漂泊一整年的底气。回家时，水稻田里只剩苍黄的秸秆，光秃秃地朝天；离家时，春风依然未至。
除夕的前一天，裹挟着春运的拥挤人潮，回家。年初三，起早开年，背起鼓鼓的行囊，离家。行囊里有父母硬塞进的年货和叮咛，以及自己在外漂泊一整年的底气。
回家时，水稻田里只剩苍黄的秸秆，光秃秃地朝天；离家时，春风依然未至。
父母在我离家后的两天也回到了城里的家。下一次回到这里可能是明年春节也可能是数年之后，爷爷奶奶走后，这片黄土地上的乡村就失去了非回不可的理由，失去了血缘的牵挂。
我的家乡在南海之滨，广东省江门市（地级市）下辖的台山市（县级市）的一个小镇上，从家门口骑车十分钟便可看到渺远的海。据2014年的城市等级划分，江门属于三线城市，台山属于五线城市。
农业和渔业本是小镇居民的生存之本，但近10年来，这种古老而传统的生存方式正逐渐被舍弃。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状况的重要指标，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
收入差距加速人口转移，从西部内陆到东部沿海，从农村到城市。 这是中国城镇化过程的重要截面，家乡是构图中的一个元素。
我的爷爷是江门市另一个县鹤山县人，9岁左右被拐卖到村里，被当时结婚多年而未能生育的太爷爷和太奶奶买回家当儿子。爷爷的一生历经了清朝覆灭、新中国成立、。生产大队解散后，爷爷买了一条船，后半生都在海里漂泊，以扑鱼为生。这也是当时多数村民的选择，因此，村里父亲那一代人，多数下过海。
80、9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多数村民弃海偷渡到香港做建筑工。据父亲口述，平均日工资有700～800元，是村里普通人家一个多月的开销。后来香港回归，严查非法劳工、再加之产业转移、经济走弱以致与珠三角相比优势缩小等等原因，到2000年左右，完成了原始资金积累后，村里不少偷渡香港的年轻人选择回家。
1964年出生的父亲是其中一员，他用赚回来的钱先后在村里盖了一幢两层和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二伯父结婚，为了增加娶妻资本，父亲把两层的洋房送了给二伯父，三层的洋房自己留着住。
离开工地的父亲，被香港的朋友邀约到深圳做生意，但由于眷恋大海，他最终选择与老家的朋友合伙买了一艘出海捕鱼的船。由于年轻人不愿出海及老人荣退而导致的用工成本高、油费高、渔获减少等种种原因，父亲的渔业生意维持不到三年，最后渔船被卖掉。
多年后的今天，我决意成为深圳房奴，面对高房价，父亲懊悔不已。因为当年力邀他到深圳做生意的朋友在深圳宝安炒地皮、靠买宅基地来盖农民房出租，早成了千万富翁。父亲的懊悔包含着对投资时机错失和对城市发展错判的慨叹，还有对村庄和城市未来走向的迷茫。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几乎完全笼罩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长大的农村人的发展路径，他的大半生亦是中国农村绝大多数50后、60后和70后的大半生。
父亲的工作、生活与房地产牵连极深，他把前半生拿来参与香港楼市的开发，又把后半生的担忧和积蓄奉献给儿女在城市的置业欲望。他还用自建的小楼来旁观日暮西山的村庄余光。
家乡是城镇化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道场，是由土地、人、海洋交错成的最复杂难言的场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的抽离，乡村开始失去生命力。
当年与父亲一起回来的叔伯，他们盖楼房、娶妻生子，短暂回归乡村后又分流到广州、深圳、东莞、江门等城市，集中从事建筑、运输、餐饮大排档行业。
青壮年的男子出走城市，留下家里的老人、妻儿耕种家乡。几年后，孩子适龄上学，妻子也开始出走城市打工，家乡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再几年后，小孩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少数人到县城上高中，多数人跟父母一起到城市打工。
除夕的前一天，裹挟着春运的拥挤人潮，回家。年初三，起早开年，背起鼓鼓的行囊，离家。行囊里有父母硬塞进的年货和叮咛，以及自己在外漂泊一整年的底气。回家时，水稻田里只剩苍黄的秸秆，光秃秃地朝天；离家时，春风依然未至。
除夕的前一天，裹挟着春运的拥挤人潮，回家。年初三，起早开年，背起鼓鼓的行囊，离家。行囊里有父母硬塞进的年货和叮咛，以及自己在外漂泊一整年的底气。
回家时，水稻田里只剩苍黄的秸秆，光秃秃地朝天；离家时，春风依然未至。
父母在我离家后的两天也回到了城里的家。下一次回到这里可能是明年春节也可能是数年之后，爷爷奶奶走后，这片黄土地上的乡村就失去了非回不可的理由，失去了血缘的牵挂。
我的家乡在南海之滨，广东省江门市（地级市）下辖的台山市（县级市）的一个小镇上，从家门口骑车十分钟便可看到渺远的海。据2014年的城市等级划分，江门属于三线城市，台山属于五线城市。
农业和渔业本是小镇居民的生存之本，但近10年来，这种古老而传统的生存方式正逐渐被舍弃。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状况的重要指标，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超过国际公认的0.4贫富差距警戒线。
收入差距加速人口转移，从西部内陆到东部沿海，从农村到城市。 这是中国城镇化过程的重要截面，家乡是构图中的一个元素。
我的爷爷是江门市另一个县鹤山县人，9岁左右被拐卖到村里，被当时结婚多年而未能生育的太爷爷和太奶奶买回家当儿子。爷爷的一生历经了清朝覆灭、新中国成立、。生产大队解散后，爷爷买了一条船，后半生都在海里漂泊，以扑鱼为生。这也是当时多数村民的选择，因此，村里父亲那一代人，多数下过海。
80、9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多数村民弃海偷渡到香港做建筑工。据父亲口述，平均日工资有700～800元，是村里普通人家一个多月的开销。后来香港回归，严查非法劳工、再加之产业转移、经济走弱以致与珠三角相比优势缩小等等原因，到2000年左右，完成了原始资金积累后，村里不少偷渡香港的年轻人选择回家。
1964年出生的父亲是其中一员，他用赚回来的钱先后在村里盖了一幢两层和一幢三层的洋房。后来二伯父结婚，为了增加娶妻资本，父亲把两层的洋房送了给二伯父，三层的洋房自己留着住。
离开工地的父亲，被香港的朋友邀约到深圳做生意，但由于眷恋大海，他最终选择与老家的朋友合伙买了一艘出海捕鱼的船。由于年轻人不愿出海及老人荣退而导致的用工成本高、油费高、渔获减少等种种原因，父亲的渔业生意维持不到三年，最后渔船被卖掉。
多年后的今天，我决意成为深圳房奴，面对高房价，父亲懊悔不已。因为当年力邀他到深圳做生意的朋友在深圳宝安炒地皮、靠买宅基地来盖农民房出租，早成了千万富翁。父亲的懊悔包含着对投资时机错失和对城市发展错判的慨叹，还有对村庄和城市未来走向的迷茫。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几乎完全笼罩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长大的农村人的发展路径，他的大半生亦是中国农村绝大多数50后、60后和70后的大半生。
父亲的工作、生活与房地产牵连极深，他把前半生拿来参与香港楼市的开发，又把后半生的担忧和积蓄奉献给儿女在城市的置业欲望。他还用自建的小楼来旁观日暮西山的村庄余光。
家乡是城镇化的前沿阵地和主要道场，是由土地、人、海洋交错成的最复杂难言的场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的抽离，乡村开始失去生命力。
当年与父亲一起回来的叔伯，他们盖楼房、娶妻生子，短暂回归乡村后又分流到广州、深圳、东莞、江门等城市，集中从事建筑、运输、餐饮大排档行业。
青壮年的男子出走城市，留下家里的老人、妻儿耕种家乡。几年后，孩子适龄上学，妻子也开始出走城市打工，家乡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小孩。再几年后，小孩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少数人到县城上高中，多数人跟父母一起到城市打工。
村里终于只剩下老人。田，种不动了，海，出不了了。守着几只鸡，一年到头盼着春节儿孙打工归来团聚。再过几年，老人百年之后，儿孙连过年都不再回来——打工多年，他们一般都在城里或者县里买了商品房，安了家。
今年春节回老家，一个最大的感受便是春节冷清了许多。一则，在老家过年的人越来越少，村里许多房子大门紧闭任由落败；二则，村里的老人少了很多，几乎找不到在家生活和上学的小孩，祖国的花朵过完年后便会随年轻的父母回归城市生活；三则，村里的很多人家的耕田都租给了从广西过来的专职务农的家庭耕种，或者荒置。
农民洗脚上田以后，城乡的界限并非更模糊，而是更泾渭分明——排除GDP的表征，城乡区别首先体现在人口密度上，城市密集、乡村凋零。
离开乡村的人群进入城市，包括台山县城，江门市区，甚至更远的广州或深圳，前两者的比例相对更高。
离乡村最近的台山县城造城运动近三年来发展得如火如荼。在台山北部，最新规划了台山工业新城，在南部规划了南新区和广海湾工业园区。
广海湾工业园区属于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的一部分，爷爷和父亲的渔船曾到达过这里，但现在这片海湾正在火速消失。海洋在缩水，渔船要变卖。填海造陆后，这里发展的任何产业经济最终都将变成房地产经济。
在台山南新区，新区的建设目标是新城市中心，主导功能是行政，土储中心开发建设面积为7000亩。2012年，南新区基建开工，如今南新区已成为台山市的新房开发集中区。我初中的母校就建在这里，上学时，学校方圆十里尽是空地，杂草丛生，汽车经过沙尘飞扬。
眼看楼盘遍地，人迹少至，好奇于成交价格和库存量。遍寻网络，却找不到相关数据。后来在一位家人在住建局上班的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得知：2015年，台山新房成交6521宗，均价为4520元/平。年成交量甚至不如深圳的月度数量，房价相当于深圳的十分之一，目前库存量为14个月的去化期。
母亲在老家的朋友就在台山县城买了一套房，每月用在江门工作的女儿的公积金还一部分的房贷，这位阿姨用“满足”两个字来形容在县城有房一事。毕竟这意味着出行更方便了、离儿女更近了，以后孙儿上学不用每天两趟往十里外的镇小学接送，看病时不用担心乡下小诊所的注射器的安全性……
多数村民伤感于乡村的消逝，难得坐在一起时却又热衷于探讨城市生活尤其是买房的压力和可能性。当前途碾压伤感，村庄的主人不再是人，而可能是一条孤独的狗，一群饥饿的鸡。
村庄的变迁还发生在另一面。春节前，父亲回老家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新郎从洪都拉斯回来，打算婚后不再出国、留在国内打工，因为那里的经济和治安上都不如中国。住在镇上另一条村的表哥也临时取消了去南非做劳工的签证。
台山户籍人口刚满100万，台山籍华侨的人口也是100万。台山是华侨之乡，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亲戚在国外，而这些国外亲戚每年都会寄钱回国作为补贴、接济。但这两年，国外亲戚寄钱回来的次数和金额普遍少了，早期出国的年轻人不少回流。但他们也不愿意留在农村，对于中国城市，他们比我们更好奇。
爷爷眼中的乡村是完整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父亲眼中的乡村是残缺的，夹杂着城市的倒影；而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乡村是海市蜃楼，是寻而不得的精神原野，尝而不得的乡愁滋味。父亲是失落的，我何尝不是。（网易 陈淑贞）
